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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创作挑战赛
1949年9月2日，开国大典的总指挥部决定，将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的绘制任务，交给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
北平艺专经过详细研究后，最终确定由美术教师周令钊担纲这一重要使命。这一任务是由艺专党委书记江丰正式下达的。
那时，周令钊年仅30岁，这样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为何能被选中承担如此特殊且意义重大的任务呢？
事情要追溯到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在北平的六国饭店举行。在谈判之前，周令钊老师受命布置会场。他仔细考察了现场环境，利用会场里八根柱子，分别书写了和谈的八项条款，并悬挂了由木板制作的和平象征——鸽子。他特别选用著名摄影家吴印箴拍摄的毛泽东延安时期照片作为蓝本，绘制了第一幅毛泽东画像，这幅画悬挂于主席台正上方，尺寸约有一个门面那么大，背景为鲜艳的红色。画像中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口微敞，面带和煦的微笑。
展开剩余84%这别具匠心的布置，为整个会场营造出一种和谐而庄重的氛围，得到了在场领导们的高度评价。他们特别称赞毛主席画像画得生动传神，设计整体效果极佳。
凭借这次出色的表现，接下来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的光荣任务，自然落到了周令钊的肩上，成为“非他莫属”的责任。
接受任务后，周令钊很快收到来自上级提供的绘制参考照片。这张照片由新闻摄影局的郑景康在延安拍摄，取自一张流传甚广的毛泽东与朱瑞合影的裁切部分，只留下毛主席的头像。
这张照片的选定过程颇为曲折：
1949年9月2日，随着决定在天安门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城楼的布置成为筹备工作的重点。确定要悬挂毛主席画像后，挑选合适的照片作为摹本，成了大典筹委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一任务最终摆在了周恩来面前。
为了给画家们提供高质量的参考，周恩来几次指示有关部门派摄影记者进入中南海，为毛泽东拍摄正面肖像。
当时，毛泽东刚从北平郊外香山双清别墅迁入中南海，事务繁忙，日理万机，实在抽不出时间拍照。秘书只得拿出旧照片让毛泽东挑选。然而，毛泽东对摆拍的正式肖像并不满意。他向工作人员表示：“我不喜欢那种一本正经的照片，如果天安门一定要挂我的画像，最好选些随意拍的照片，因为那样更自然、更随和。”
了解到这一点后，周恩来派人从延安时期的战时生活照片中送来了几幅，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朱瑞的合影。这张照片由摄影师郑景康偶然拍摄，毛泽东看到时，回忆起那个秋日清晨，他与朱瑞一同在延河边散步的场景，感慨万分。
然而，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当开国大典的礼炮即将在北京响起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创始人之一的朱瑞，已经无法再陪伴在他身边。朱瑞于1948年10月1日在解放辽宁义县的战斗中不幸触雷牺牲，年仅43岁。
毛泽东手中也有这张照片的副本，这张照片是从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转交给中央的朱瑞烈士遗物中意外发现的。再次看到这张略显泛黄的合影，毛泽东忆起朱瑞多次写信请求前线服役的往事，眼中湿润，充满悲痛。
两天后，经毛泽东提议，这幅合影中的自己被放大加工，作为他最满意的肖像，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
接到照片后，周令钊立刻开始构思草稿。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画像高达6米，宽4.6米。要绘制这样一幅巨幅画作，在当时条件极为艰难。普通布料无法抵御风吹雨打，只能选择铁皮为画面载体。
周令钊回忆道：
“当时没有那么大一整块铁皮，都是拼接而成的。绘画采用‘打格放大’法，将小照片中的形象放大到巨幅。画画时要搭建三层高的脚手架，像盖楼房一样在高空作业。毛主席才华横溢，不仅是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更是一位诗人。绘制时，我脑海中总浮现他的诗人气质，尤其是他说湖南话时嘴角的微妙神态，所以画嘴角时特别注意刻画这些细节，虽然笔触轻描淡写，但与其他画像截然不同，这就是他的独特之处。”
这幅画像历时两个多星期完成。我和妻子陈若菊每天带着馒头和咸菜，拎着暖水瓶，在天安门东墙下，从早画到晚。缺乏升降机和望远镜等现代设备，作画极其不易。需要频繁上下脚手架，远近反复观察修改，完全凭经验和感觉来创作，因为没法整体预览画面。
1949年9月30日，周令钊夫妇按时完成了画像绘制。当天，时任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第一个前来验收画像。聂市长评价说：“画得不错，很像，气质也符合。但明天是隆重的开国大典，主席的风纪扣还是应当扣上。”
周令钊夫妇根据聂荣臻的建议，赶紧用画笔给画像中的毛主席画上了风纪扣，至此，画像制作任务圆满完成。两人随后回家休息，为第二天的开国大典做准备。
然而夜深时分，有人敲门通知，说首长在检查验收时提出修改意见，要把画像下方的字迹涂掉。
周令钊连忙起身，从五老胡同的家赶往天安门。此时画像已高悬于城楼，聚光灯直射其上。没有高梯，只能用一把不够高的梯子。他想了个办法，把梯子绑紧固定在城楼顶端，手提油漆桶和画笔，颤颤巍巍地爬上去。梯子摇晃不止，城门洞下空荡荡的，恐高者绝无可能完成这活儿。他小心翼翼地用刷子将画像下方二尺多宽的白边和字迹涂成了中山装颜色，涂完后又反复上下观察，最后还在中山装上添了一个扣子。
开国大典当天，拍摄的天安门正面照片中稍加留意，能看到画像下方衣服处有一条颜色较深的粗线条，这就是这次临时涂改的痕迹。
关于画像下方的文字，现有出版物和传播中至少存在五种说法：
一是画像下标注了“毛泽东”三个黑体字；
二是写有“人民的胜利”；
三是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
四是写了八个字“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五是写有“毛泽东同志”。
这些说法各异，历史事实因此变得混乱不清。
那么，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到底写了什么字呢？
经过多方调查，最终在华北画报社摄影记者杨振亚家中，发现一张1949年9月30日下午的合影照片，拍摄者孟昭瑞。照片中，天安门前他们三人合影的背景里，清晰可见毛主席画像下写着“人民的胜利”五个字。
2019年，南京的收藏家高彪意外获得一张同日的天安门照片，更加清楚地呈现了“人民的胜利”这五个字。
这两张珍贵照片，成为破解多年传闻和误解的历史证据。
在开国大典上，当周令钊夫妇远远望见自己绘制的毛主席画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他们内心无比激动和自豪。
这位参与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布置的艺术家，1950年又承担了第二套人民币的总体设计工作。随后，他还参与了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被誉为“国家名片设计者”。此外，周令钊还设计了共和国国徽，共青团团旗和少先队队旗等标志性图案。
在此，我们衷心祝福年逾103岁的周令钊大师，身体健康，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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